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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2016/7/4 9:34:35河池日报 作者:佚名 责编:阳景刚 浏览: 【字体:

——河池人民艰苦卓绝的三次反“围剿”斗争

  

    反“围剿”之前的

    河池革命形势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集中在河池整编,北上执行当时中央的命令。经过整编,全军共7千余人,整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十师和二十一师等3个师。韦拔群从革命大局出发,主动把原第三纵队人马划归北上主力部队,分别编入第十九师和第二十师,韦拔群只带着二十一师的番号,率领80多人的部队于次日返回根据地重建部队,保卫苏区。

    韦拔群从河池回到东兰武篆后,立即和陈洪涛、黄松坚着手组建第二十一师部队。以东兰赤卫军为基础组成第六十一团,下辖3个营;将凤山、凌云赤卫军组建成第六十三团,下辖3个营;在右江下游组成第六十二团,下辖2个营(后增至4个营);稍后,在右江下游组成独立团,下辖2个营。

    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右江沿岸,新桂系军阀占领了隆安、果德、思林、恩阳、奉议、百色等县城,各县的豪绅地主、民团武装在桂系军阀的扶持下,重新抬头,占领了大部分的乡镇。右江沿岸各县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被迫转移到农村隐蔽活动。右江根据地保持得比较完整的只有东兰、凤山、那地县以及恩隆县的七里区和百色的大所、定马、甲篆一带(现属巴马、大化瑶族自治县)。由于东(兰)凤(山)根据地的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比较健全,党与红军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留下来的红军和赤卫军经过长期的斗争锻炼和考验,战斗力较强。鉴于这种情况,二十一师组建后的头等任务是开展清剿东凤根据地周围地主武装和反动势力的斗争,巩固革命根据地。

    凤山县土豪罗颂康(罗文鉴)是桂系军阀的爪牙,曾任过桂军营长。凤山县苏维埃政府建立后,他纠集地主武装在乔音一带盘踞,建立伪政权,自称“凤山县长”,经常派兵袭击区、乡苏维埃政府。1931年初,韦拔群率领六十一团一营及迫击炮连上凤山与廖源芳率领的六十三团紧密配合,在乔音的怀嫩炮垒将罗颂康股匪包围,歼其大部,余部逃往大峒、老鹏。红军乘势上八腊、巴暮、天峨游击,沿途扫荡地主武装和反动势力,并宣传教育群众,使东凤根据地西北部解除了威胁。

    不久,韦拔群率部到东凤根据地的羌圩、乙圩、巴品一带与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指挥的六十一团三营汇合,追剿反动残余武装。接着,又挥师东渡红水河,到板升一带游击。为扩大政治影响,稳定军心民心,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师党委在那平村开办了有120多名干部参加的军政训练班。

    当时,河东一带有反动民团头目韦必悫、韦必忠和韦家宝等地主武装,他们集中在邪洞密谋袭击红军。红二十一师主动出击,与敌在弄邪一带展开激战。这里是瑶族聚居区,红军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师长韦拔群亲自与瑶族首领促膝谈心,得到了瑶胞的支持和协助,积极为红军介绍敌情、提供粮菜和担任向导,一些青年还拿起鸟枪、长矛、大刀参加战斗。经过几天的战斗,敌大部被歼。1931年春节过后,二十一师又派出部队攻打鱼峒的田德高土豪武装,扫除了东兰通往都安、河池的障碍。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苏区的形势迅速逆转。桂系军阀部队趁苏区空虚侵占了右江沿岸各县,豪绅武装卷土重来,右江下游一片白色恐怖。此时,苏区只剩下东凤较为完整地掌握在红军手中。从1931年2月开始,敌人向根据地中心区域发动了长达两年的反革命“围剿”,其中进行了三次大的“围剿”。苏区军民从此投入了艰苦卓绝的反“围剿”斗争。


 
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1930年10月,国民党军阀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桂系军队撤回广西。此时,桂系军阀趁红七军主力远征后右江革命根据地力量空虚之机,于1931年2月至5月,对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2月,桂系军阀为镇压革命,派第七军副军长廖磊(不久升军长)纠集1万兵力,分三路从东、西、北面大举进攻东兰、凤山:第四军第十二师三十四、三十六两个团从田州经七里山区,向东兰进攻;百色民团指挥官岑建英指挥在凌云被桂军收买的黔军王海平两个团和当地民团从凌云向凤山进攻;庆远区“剿匪”司令石化龙率领其所属各县民团2000多人从河池向东兰方向集结,封锁红水河东岸,切断红军退路。敌人摆下大包围圈的阵势,采取步步为营、分进合击的战术,并命令各县民团予以配合,企图在东兰、凤山消灭红军,摧毁右江革命根据。当时,在东凤的红二十一师只有2000多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中共右江特委和二十一师的领导冷静分析敌我情势,决定动员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避开敌人锋芒,由各级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坚壁清野,不和敌人打大仗、硬仗。具体布置是:由副师长黄松坚率领第六十一团第三营和第六十二团,在恩隆七里区的乙圩至龙川一带,阻击从田州、百色方向进犯的敌人;由第六十三团团长廖源芳率领该团第一、二营和师部特务营一个连,在凤山、凌云一带阻击黔军;由师部参谋黄大权(后任参谋长)率第六十一团第二营和第六十三团第三营,在东兰长江区一带和红水河东面阻击、牵制从河池、凤山方向进犯的敌人;由第六十一团第一营在东兰县城附近监视、牵制进犯的敌人;师部、右江特委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机关转移到峰峦叠嶂、地势险要的东兰与凤山交界西山,以此为基地,指挥反“围剿”斗争。韦拔群还在东兰武篆召开各区苏维埃政府负责人会议,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动员群众坚壁清野,配合红军打击敌人,坚持革命斗争,并制订了惩处动摇、变节分子的12条法令。

    3月中旬,敌人攻占东兰县城。廖磊在东兰县城召开军事会议,制订了“分区搜剿”的计划。廖磊设指挥所于武篆,指挥3个正规团,以东兰、凤山根据地中心的西山、中山和东山为重点大举进犯。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踏毁庄稼,投毒入水。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在敌人的蹂躏之下,到处残垣断壁,满目疮痍。

    面对敌人重点“围剿”“三山”的形势,韦拔群和陈洪涛在西山弄英得知敌情后,便召开紧急会议,进一步动员各族军民,坚壁清野,内线坚守、扰敌,外线游击、歼敌。在右江特委领导下,各地一面抓紧进行春耕生产,一面做好坚壁清野和转移群众工作,使敌人每到一处,要粮无粮,要柴无柴,要菜无菜,面对的只有令人胆战心惊的土地雷和一张张《骂国民党反动派四字经》《告国民党军阀士兵转变为红军四字经》等传单。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仅被地雷炸死、炸伤的官兵不下千人。敌人在西山不仅到处扑空,而且时常受到红军小分队的袭击,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加上从田州到西山的后勤供应时常被红军和赤卫队截击,敌人缺粮、缺菜,士气低落。

    在东山一带,坚守根据地的是蓝茂才领导的瑶族独立营。敌军一个团从凤凰那往及文钱一带进攻东山,妄图从东山打开进攻西山、中山的缺口。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通过埋雷、伏击等战术,把敌击退。在红水河东岸,3月中旬,敌民团1000多人进犯东兰县都邑区板升乡,韦拔群决定消灭这股战斗力较弱的敌人,派韦汉超率领第六十三团第三营和地方赤卫队,先用少量兵力把敌人诱到该乡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的弄肖村,然后集中兵力包围敌人,经过18个昼夜激战,打死敌军200多人,石化龙负伤带残部往河池三旺方向逃跑。在凌云和凤山县境内,敌人侵占了部分乡村,烧毁民房1000多间,劫去牛马800多头(匹),残杀红军、赤卫军和群众800多人。1931年2月,敌人进犯平乐。留守红军和赤卫军一面组织群众转移隐蔽,一面与敌人展开周旋。红军、赤卫军组成敢死队,夜袭敌营,用大刀砍死敌营长、连长及士兵27人。敌恼羞成怒,在海亭一带大肆屠杀军民900余人,制造了震惊广西的“海亭惨案”。当得知有2000多军民隐藏在三门洞后,敌人以整团的兵力向三门洞发起进攻。红军和赤卫军凭借天险,与敌人进行英勇搏斗,连续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掩护1000多名群众从洞口上方悬崖上一条约几十公分宽的石缝中转移。20多天后,由于断水断粮,三门洞中500多人被活活饿死渴死,三门洞被敌人攻破,来不及转移的100多名军民当场被敌人砍死。在三门洞长达28天的艰苦斗争中,有700多名军民英勇牺牲。

    3月20日,黔军占领凤山县城后,多次向桂军岑建英部要枪弹、军饷、药品等军需品,但均遭拒绝,黔军士气低落,对桂军产生抱怨、怀疑和不满。红军利用黔桂军阀间的矛盾,开展政治攻势并采用“离间计”,使黔军哗变,缴了凤山县民团的械,打死反动县长罗颂纲,接着又打垮龙达尊民团,抓走岑建英,连夜向贵州方向撤退。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乘机占领凤山县城。廖磊得知黔军哗变,便派杨一峰营从东兰抄近路去截击,追到更新,两军互相残杀,伤亡一千多人。至此,敌人在凌云、凤山的力量损失大半。

    战斗在右江沿岸的第六十二团和独立团,与各族群众一起,英勇袭击进犯之敌。1931年2月,敌人疯狂进犯东兰、凤山时,滕国栋率领第六十二团和独立团,在七里山区配合第六十一团牵制和阻击两个团的敌军。4月,第六十二团击溃了恩隆县民团几百人的进攻。7月,黄书祥指挥独立团和向都县赤卫军1千多人,攻占向都县城,赶走反动县长,打开监狱,救出被关押的革命青年和群众。当时南宁的报纸,惊叹右江沿岸的田州、平马、思林、果德、向都县城“均已陷入于严重的状态中”。右江沿岸红军和赤卫军的这些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东兰、凤山的反“围剿”斗争。

    5月,粤桂军阀联合反蒋的战争继起,桂系军阀命令廖磊率部撤出东兰、凤山,开到田州、平马,以便出兵湖南参加反蒋战争。至此,敌人对东兰、凤山的第一次“围剿”结束。本来,廖磊扬言3个月内摧毁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但其结果,正如国民党东兰县当局编的《东兰痛史》所哀叹的:“军团分山搜剿,计已期月,所捕获者,不过是顽瑶羸汉,毫无伤红匪。”

    廖磊率部撤离前,在东兰县组织了“东凤剿匪司令部”,委东兰县长黄汉杰兼总司令,并留下第七军第六十一团和新派来的韩彩凤师一个团在东兰、凤山驻防,把对根据地的“围剿”改为“围困”。

    8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陈道生来到右江地区,传达中央关于纠正李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关于红军及地方政权的指示。为了贯彻中央指示,中共右江特委在东兰泗孟乡丘拔屯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按照中央指示,把红七军二十一师的番号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又称右江独立师),师领导成员和下属三个团的番号不改变;把右江苏维埃政府改为右江革命委员会,由黄举平担任主席,各县苏维埃政府改为县革命委员会。会议决定抓紧时间整顿部队,跳出敌人包围圈,向外游击,粉碎敌人的围困阴谋。会后,韦拔群、陈洪涛、黄松坚和陈道生率师部直属队和六十一团800多名战士从西山经中山到东山的苏托、苏邦、麻品峒一带进行整训。六十二团和六十三团回原地整训。通过整训,传达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总结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增强反“围剿”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9月底,韦拔群率领第六十一团经东山开沙峒东渡红水河,向都安、河池边游击,先攻下板合,后进入都安与河池交界的弄福、弄跃一带瑶胞居住地区,在那里进行短时间休整和宣传发动群众后,又攻打都安县九顿圩(现大兴)团局,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他物资。韩彩凤和石化龙闻讯派兵赶来围攻。韦拔群率部紧急撤退,并趁东兰县城空虚,率部队和赤卫军突袭东兰县城,骚扰守敌后,再移兵摧毁了荫圩、凤凰团局,回师西山。这些军事行动,虽未能从根本上解除敌人的围困和封锁,但打乱了敌人的部署,补充了红军的部分给养,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

第二次反“围剿”斗争 

    1931年11月至1932年6月,桂系军阀为了消除向外发展的后顾之忧,除了抓紧组织各地民团,巩固其统治基础外,又“不惜繁费浩饷”,调整第四军三个团、第七军一个团加特务营和各县民团共7000多人,开始向东兰、凤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进攻重点,仍是西山和中山、东山。敌人的军事部署是:第七军的罗活团在河池、南丹、凤山、东兰等县民团配合下,进攻东兰县红水河以东地区;第四军余鸣剑团进攻凤山;沈玖成团与余鸣剑团相配合,重点对西山进行“搜剿”;韩彩凤师的一个团封锁西山、中山、东山与外面的联系;罗活团还派一个营配合河池、南丹、凤山等县民团进攻那地、巴暮地区。红军仍采取避实就虚的游击战术,凭借西山有利地形,灵活机动地袭击敌人。敌人在西山仍找不到红军的主力,屡搜空回。

    在红水河以东地区,桂军罗活团在河池、南丹、凤山、东兰等县民团的配合下,大举进犯根据地。驻守在东兰县那平寨的赤卫队在队长杨素灵的指挥下,毙敌15人,伤敌3人。由于寡不敌众,赤卫队被迫撤到那歪屯,敌人尾追而来,用大炮轰击,红军坚守的炮楼崩塌,杨素灵等17名赤卫队员全部壮烈牺牲。11月下旬,敌人向板合等村进攻,据守在这一带的红军、赤卫队在营长韦汉超率领下,设防固守,英勇作战,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后,主动率队渡过红水河撤往苏托一带。

    在凤山,敌人攻破其他革命据点后,即集中进攻恒里岩。恒里岩是凤山县城南的一个天然大岩洞,早在1931年初,恒里岩附近的1100名群众就把粮食、衣物等搬到了地势险要的恒里岩。红二十一师六十三团连长黄德昌、赤卫军连长黄现连等将红军、赤卫军百余人统一编成了六个班,还在洞里洞外修筑工事。从1931年3月至11月长达9个多月的时间里,恒里岩内的红军、赤卫队和群众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先后打退了敌人数十次的进攻,最后弹尽粮绝,洞内牺牲的军民达374人。恒里岩军民用鲜血与生命谱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南丹的杨州、巴暮革命据点也是敌人进攻的重点目标,敌人集中一个正规营与凤山、河池、南丹、东兰等县民团1000多人对杨州实行包围长达3个月之久。红军营长蓝志仁从东兰转战回巴暮后,即率部击退包围杨州之敌。12月,敌军分三路进攻巴暮,红军奋力抵抗一个月后,即撤到那立、盘干、隆通大山一带活动。

    正当韦拔群指挥右江革命根据地军民与敌人苦斗之时,2019-02-18,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召开,大会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韦拔群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

    1931年12月底,张发奎以北上援助黑龙江马占山抗日为由,率国民党第四军离开广西,沈玖成团也离开东兰、凤山随第四军北上。与此同时,桂系军阀又策划“划分各军剿防地”的反动策略,规定柳庆所属各县为第十九师防地。于是,“进剿”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的第十九师罗活团便撤往庆远。这样,桂系军阀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也就结束了。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由于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遭敌长期围困,红军的武器装备和粮食越来越困难,减员越来越严重,斗争越来越艰苦。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保存革命力量,1932年1月,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第三师党委在西山弄索附近的朝马峒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缩编部队,化整为零,取消团、营、连编制,把枪支大部集中埋藏起来,把骨干分子组成10个杀奸团,每团30人左右。这些精悍的杀奸团,灵活机动地除奸杀敌,在保卫根据地的斗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1月下旬,中共右江特委和红军独立三师党委又在西山弄京果六峒召开紧急会议。会议根据越来越困难的严峻斗争形势,决定:设法打通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渠道,尽快汇报请示工作;为保存党的干部力量,派黄松坚、黄举平分别带领一批干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右江下游和滇桂边、黔桂边活动,待站稳立足点、工作有一定的基础后,韦拔群和陈洪涛随之带领部队到滇黔桂边区开辟新区。会后,韦拔群派韦菁(原凤山县委书记、六十一团代团长、韦拔群之弟)等去香港找党组织汇报请示工作,韦菁等完成任务后回右江途中牺牲。6月,韦拔群再派他仅剩下的一个儿子跟师部政工员白汉云等前去香港找党组织,他们完成任务回到宾阳县时,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押往南宁杀害。于是,右江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完全中断。

    1932年8月,新桂系军阀又增派近1万兵力,对东兰、凤山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8月28日,桂系军长廖磊率领“进剿”部队到达东兰县城后,军事上采用“缩网收鱼”战术,令各营驻泗孟、兰木、江平、武篆、盘阳、坡月等重要据点,把西山包围起来,对西山的“进剿”进攻,采取“步步为营”“节节搜剿前进”,并派部队在包围圈内穿梭,流动搜索。敌人所到之处,把东西抢光,把庄稼铲光,妄图扼杀红军坚持斗争和生存的条件。此时,右江独立师所属的红军有900人左右,其中坚守在西山的独立师警卫连和瑶族独立营约600人,在那地巴暮一带的红军300多人。此外,还有零星分散的红军、赤卫队在敌占区活动。9月6日,敌人用大包围方法进攻西山,红军瑶族独立营奋勇抗击两天后撤退。9月8日,大小弄京被敌人占领。9月19日,敌一个正规团和凌云、东兰、凤山、南丹民团5000多人,从四个方面进攻巴暮苏区,而驻守在巴暮的红军六十三团只有300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六十三团团长韦国英、政委蓝志仁决定分五道防线进行抗击。由于敌人进攻凶猛,各个防线联系被切断。韦国英领导的战斗小组在公昌山一带与敌接触一阵后抵挡不住,边打边退,撤离巴暮。坚守在巴暮纵深十里九个峒场的蓝志仁和营长黄桂德指挥的红军只剩下80多人,不得不退守甘孟山主峰——拉好岩。24日,罗活调集各路兵马,组织强大攻势,在密集炮火的掩护下向拉好岩步步逼近,红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与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双方激战数小时后,红军只剩下蓝志仁和8个战士,他们宁死不屈,子弹和石头打光了,便与敌人肉搏,最后,战士们抱着敌人一起跳下悬崖,谱写了一曲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英雄赞歌。

    敌人占领苏区后,加紧侦缉韦拔群、陈洪涛等领导人,敌酋白崇禧亲至东兰面授围捕计策。不幸,2019-02-18,韦拔群在东兰县赏茶洞被叛徒韦昂杀害;2019-02-18,陈洪涛在燕洞被叛徒王廷业出卖被捕,2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从此革命斗争开始转入低潮。

    根据地丧失后,河池的革命政权和群众团体全部被破坏,革命者被屠杀数以万计,腥风遍地,血雨漫天。党组织仅存11个党支部和黔桂边党委及边委新组建的1个支部,党员人数由1930年约900人锐减到约130人。但是,革命火种不熄,斗争仍然继续,红旗始终不倒。

    1932年3月,红二十一师副师长黄松坚率20多人的队伍突破敌封锁线到右江下游,他们在6月成立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黄松坚为书记;4月,原右江革命委员会(由右江苏维埃政府改称)主席黄举平带领十多人的队伍穿越敌人的包围圈到达黔桂边,6月在林佑屯(属今天峨县)成立中共黔桂边委员会和黔桂边革命委员会,黄举平分别任书记和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牺牲后,中共右江特委解体。1933年1月,黄松坚将中共右江下游临时党委改为中共右江下游委员会,担负起领导整个右江地区革命斗争的重任。

    (本版内容由黄高德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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